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在第一时间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和其它几位学者一起解读会议精神。可参见新华网“经济学家：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定调”或新浪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宏观经济政策”。我个人是强调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是提高居民消费的重要一环。另见中国经济时报专访

其实，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几个方面：一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国家、企业储蓄增长较快，而个人储蓄增长相对较慢。因此，在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要向个人倾斜，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劳动报酬是被压低的。三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这需要通过国家财税政策实行二次分配，缩小差距。

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之前也提到过)，罗斯福新政的重大成就不是简单地带领大家对抗了危机走出了萧条，关键是新政关注了那些“被遗忘的人”(即社会的中下层)。经过新政，使得一般劳工阶层的薪资大大提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造就了一个中产阶段。

>>>阅读全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大家都翘首以盼。总的调子没有变，但也有不少新鲜的提法和内容。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认真体会：

一、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显然，明年经济会更好。这样，调结构的任务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了。并指出：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对三架马车的分析

>>>阅读全文

迪拜世界集团债务危机引起了全球市场的震荡。这在全球都在讨论经济逐步复苏以及何时进行政策退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的不和谐音。是否第二波金融危机又要到来？迪拜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雷曼兄弟？

尽管现在做出清晰的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我想，迪拜事件的影响至少有这么几条：

其一，迪拜还不是雷曼兄弟，影响没那么可怕。现在不再可能出现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那样的全球恐慌性事件。因为比起雷曼兄弟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迪拜世界集团的关联影响要小得多；而且，雷曼引起的全球恐慌在于人们还缺乏经验，有点任其破产又何妨的意思。但今天，人们对于迪拜，不会听之任之了。

>>>阅读全文

金融危机使得大家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因为不少观点认为，其实美元霸权就是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比如global imbalances,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s recovery)。此外，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权力的再分配，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力量发生变化，这也要求，发展中经济体相对力量的增强应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所反映。因此，中国提出SDR，向固有的美元霸权“叫板”就不是心血来潮之作了。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看来中国来“真格的”了。

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比如克鲁格曼就大泼冷水，认为人民币真的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要承担很多成本。言外之意，美元做老大也是有很多苦水的。另一些人则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条件。

首先，人民币要在国际上吸引到官方或私人使用者，必须得建立起有深度、流动性充裕的各类金融市场。这就要求中国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变得更可靠更透明。这样的市场还必须要有基准资产（benchmark asset）、明晰的收益率曲线和大量的市场参与者。流动性充裕的市场由这些因素构成，它们无法一蹴而就。

>>>阅读全文

以下是发表在China Economist 上的一篇论文(2009年9月，模型细节部分省略)。也可参见SSRN China Economist。



Abstract:  

>>>阅读全文

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是个什么样子？或许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在我读《光荣与梦想》的过程中，我发现当时有很多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尽管这并不是对于大萧条原因的一个探讨，但是，其中的很多现象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似之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应该汲取教训。

首先，工人未能享受“新世纪”的繁荣。

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

>>>阅读全文

奥巴马(或者该叫欧巴马)访华以及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大家似乎都把眼睛盯在气候变暖与碳排放问题上。当然这是大问题，关系到子孙后代甚至人类的未来。我们没有理由破坏这个人类目前仅有的家园(尽管月球上发现了水，但真能住过去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不过，相对于受疾病与饥饿困扰的人们(他们恰恰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受害者)，减少碳排放的任务或许没有那么迫在眉睫。尽管发达国家的示威者们往往以饥荒的威胁来作为大规模削减碳排放的理由，然而事实上，对大部分地区来讲，气候变化将提高农业生产力。

现在的问题是：减少碳排放与减少疟疾和营养不良，哪个更重要？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