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与未来(五)

(四)忽视金融的危机

主流宏观经济学危机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它不能解释当前的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有三点：长期以来由“两分法”导致的宏观经济学对于金融研究的缺失；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代的宏观环境导致对于金融动荡与危机问题的漠视；以及忽视金融化引起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可能引发危机的作用渠道。

1.　从“两分法”到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的距离

“两分法”是指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是截然分开甚至是没有实质关联的两个部分，其早期渊源是萨伊的学说。萨伊认为，商品总是为商品所购买，货币在其间所起的是瞬间的交换媒介作用，是“一块遮挡实际经济力量活动的面纱”，对实际经济没有影响。其后，虽然金融大发展且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但坚持两分法的还是大有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是典型的现代版本的两分法。该理论强调，周期的解释因素都可以从实体经济中去寻找(如技术冲击、劳动的跨期替代等)，在这里，货币因素被彻底剔除了。

与之相应的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与金融学研究之间的相互隔离。熊彼特曾这样描述1870年至1914年（及以后）经济学的状况：银行和金融文献在货币和信用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正如后者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那样(熊彼特，1954)。而今天，处在“隔离车厢”中的是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

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距离从金融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战后初期，金融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侧重于金融与统计分析，以向传统的制度性金融挑战。但这些努力并不为经济学家们所赞赏，马可维茨的轶事表明了这一点。哈里•马可维茨因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而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答辩委员之一的弗里德曼认为他的资产组合理论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因而不能授予他经济学博士学位(张晓晶，1998)。

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及金融理论的大发展，金融经济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但这丝毫不表明它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都是强调经济人的理性，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学说与金融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却有很大不同（尽管它们也有相似之处）。在《新帕尔格雷夫辞典：货币与金融》卷中，有萨金特等人的一组文章是关于理性预期的，同样也有另外一组文章是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有趣的是，除了一篇短文总结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理性预期并将这一术语运用到金融中去之外，这两组文章竟没有相互索引。可以说金融经济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不同于一般的宏观经济学。

正因为如此，Summers（1985）提出著名的“番茄酱经济学”（ketchup economics）。他指出：有一个可能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经济学领域：番茄酱经济学。有两类研究者关心番茄酱经济学。一类是一般经济学家（general economists），他们把对番茄酱市场的研究看作是更广阔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另一类由处在番茄酱部门的番茄酱经济学家组成，他们关注的是番茄酱市场上是否存在多余的套利机会。他们指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差异产生的偏差，两夸托瓶装的番茄酱的售价总是一夸托瓶装番茄酱售价的两倍。金融经济学家就像这里的番茄酱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不同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存在套利机会。事实上， 期权定价模型与MM定理就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期权定价模型表明，一个期权的价格可以由一只股票和一只债券的价格来计算，这就好比是一大瓶番茄酱的价值可以由两小瓶番茄酱来计算。MM定理表明，一个公司的总价值(即公司股票与债券价值总和)独立于二者之间的比例，就好比一定量番茄酱的价格与它是由两小瓶来出售还是以一大瓶来出售的方式无关。

番茄酱经济学尽管在其逻辑框架内是完善的，但却忽视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是什么决定了整个金融资产的价格水平。而这恰恰是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尽管 CAPM将股票价格水平及其变动与人们的消费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不再是只比较资产之间的价格，而且考虑到资产价格总水平以及将它和这些资产给人们的生活所提供的价值联系起来，但总体上，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还未能有根本的好转。

2．主流模型对金融以及金融危机的忽视

关于危机的种种微观机制大都已经揭示出来，比如说，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不对称信息及其后果、行为经济学、异质性经济人、协调失败等等，但从宏观层面上，还缺乏一个能够将以上因素均纳入其中的模型。流行的DSGE模型是有微观基础的，不过这种微观基础很难与信贷周期与金融误配置相一致。很多模型中没有金融资产，是因为考虑到：1)在强有效市场假说下，金融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的可获得信息；2)不存在协调失败的问题，因为具有前瞻性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与总体经济的模型是一致的；3)由于跨期预算约束总是成立，也就不存在无力偿还的情况。缺少对金融变量的考虑恰好满足了这些模型的线性或线性化的性质，当遇到实际的或货币的冲击时，这些模型就会产生形式良好的、最终趋向于单一均衡的经济周期。所有的模型都那么精巧，但它们对于理解金融危机何以会出现以及如何演进没有任何作用。

Wyplosz (2009)指出，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只是一个余兴表演，从来不是主角，因此可以将它处理成外生的，或者以一种非常初级的方式纳入模型。当然有些例外。比如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不过，这个模型只是概括了信贷周期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而不是解释金融危机本身。总的来说，一个成熟的金融部门很难在可用的宏观模型中发现。因为，尽管如《通论》所揭示的，金融在整个经济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整个宏观经济学的重点仍是劳动力与产品市场的粘性，以及在一个金融变量不存在或无关紧要的环境中政策的作用。

忽视金融也和过去20多年宏观环境的影响有关。尽管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频发，但与金融市场相关的问题却变得没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出现了所谓的大稳定。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况，导致经济环境的改善，产出、通胀甚至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下降。正如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有人借用，认为经济不稳定的终结标志着(经济)历史的终结。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本轮次贷危机甚至是报复性地宣告，危机没有终结，(以研究周期波动为主旨的)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终结。

除了上述理论与现实原因之外，对于金融的忽视也存在一些技术处理上的问题。尽管我们希望主流模型中应考虑诸如不对称信息、异质性经济人、杠杆周期、银行资产负债表等因素，但处理起来很困难。比如，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特征就很难与线性或线性化的模型相一致。

3．忽视金融化对于分配的影响

主流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于金融研究是缺失的，对于分配的研究也是缺失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边际生产率理论解释了各生产要素都能分配到自己的贡献额，即“各得其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关于收入分配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主流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的研究一度“消失”。而忽略了收入分配，对于理解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就会很困难。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这次危机是一次小概率事件，但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这次危机是可预测的：由于经济趋向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发展，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在增长，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劳动报酬却未能相应提高，从而出现无分享的增长，这是导致危机可能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Palley, 2009)。

图1：美国劳动生产率指数与产业工人单位小时报酬指数

资料来源：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图2：1917-2006年的美国收入分配

资料来源：Saez (2008).
注：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图1显示，2005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1959年的2.7倍，增长了170%，而2005年的劳动报酬却是1959年的1.5倍，只增长了50%。这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图2与之有很好的对应。在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显著扩大的1980年代初，恰恰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开始，而这也和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完全吻合。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将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发现历史何其相似! 在大萧条之前，也发生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报酬增长的不同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而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曼彻斯特，1974)。也正因为如此，大萧条之前，贫富差距达到顶峰，只是经过罗斯福新政，贫富差距才有大幅度缩小。

从这个角度，说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危机的一个根源也并不为过，尤其当这个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业的过度膨胀或金融化相关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待续)

[本文章由 张晓晶 于 2010-04-28 10:13 A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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