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与未来(四)

(三)“形式化”危机

形式化(formalization)有时被看作是一件科学的外衣。其实，数学、模型、形式化本身并没有过错。如果不进行抽象与简化，一门学科就难以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想象一下，1：1的地图又有什么价值呢？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抽象与简化。为了有用，模型应该是可处理的并易于掌控，但这要求大量的省略与简化，从而牺牲了模型把握重要现象的能力。简单、美与复杂的现实之间永远是一对矛盾，需要寻找平衡。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存在着形式化的危机，那主要是指，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把模型做得漂亮上，而忽视了它的实用性功能；理论模型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前者根本无法指导后者，有时甚至是误导后者。换句话说，越来越形式化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尽管看起来更加“科学”了，但实际上并不好用，脱离了经济学“经世济用”的初衷，离工程学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1．原教旨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分歧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数理化”、“模型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人们相信抽象模型胜过相信具体的现实。这就是主流经济学中的所谓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他们坚信模型是最重要的，认为政策总是要从现有最好的模型中得出来，而数据则要通过模型来进行过滤。如果观察数据与理论模型不相符，那么这些观察数据就应该被忽略或抛弃。另外一派是所谓现实主义者(Realists)，他们意识到模型的局限性，并且乐于有这样的劳动分工：即研究者们来改进模型，而由政策制定者来决策。他们知道，抽象的模型一定是忽略了一些(甚至是很重要的)细节；他们确信，有用证据的获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通过测试与改进模型。他们认为，研究者需要考虑到模型有时候会出错（在其预测与实际的判断相差很大的时候），而政策应该来源于这两类证据（直接经验与模型结论），不应该有所偏颇。

面对危机中的救市计划，这两派有很大分歧。基于模型的原教旨主义者信奉一套规则，反对救市计划；基于经验的现实主义者信奉相机抉择，支持救市计划。在雷曼兄弟倒闭问题上，原教旨主义者按照习惯思维，认为破产是司空见惯的事，从而雷曼的倒闭与强制出售贝尔斯登没有什么不同，于是赞成雷曼倒闭，这可能犯了大错。因为这回的雷曼倒闭引起全球性的市场恐慌，这是抽象模型所无法揭示的；而处在一线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却凭着经验能感觉到，原教旨主义者应该倾听现实主义者的声音(Romer, 2008)。

2．“看上去很美”的主流模型

不少学者（以新凯恩斯主义者为主）很怀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认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学真的是非常实用的。而最近30年，尽管经济学家们宣称宏观经济学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对于政策实践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这样的结论，未免不让人感到震惊继而沮丧。Mankiw(2006)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货币政策方面。根据两位诺奖获得者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意见，自然应该是遵循政策规则，但实践中，格林斯潘却感到执行政策规则的困难。19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新经济繁荣，恐怕不是得益于他采取了什么政策规则，反而是得益于他的相机抉择。尽管这个问题还可以争论，但显然，政策的动态一致性，在美国的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就是说，实际经济周期学说的光芒还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照到实践中。另一个是关于财政政策的。小布什打算减税，之前让大家算一下，减税对于就业的影响。这时候，曼昆就用了一个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来测算。令他感慨万千的是，这里的模型不过是克莱因、莫迪利安尼他们所创建的、用了差不多20年的模型。是没有新模型吗？不是，是没有“好用”的新模型。

出现这种状况，问题不在于政策部门对于经济学最新进展的无知，相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的经济学博士，总统顾问委员会也吸引了一流大学的研究人才。问题在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解释世界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它还不能像工程学那样对政策实践发生实际的作用。Romer & Romer (2008)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到，美联储依照主流模型进行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其政策决策却相对正确。这主要是因为政策决策没有完全按照模型预测而是按照经验来进行。

DSGE的教父萨金特也说，“我发现那些支持刺激方案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忽略了我们在过去60年中所学到的宏观经济学。”这一评论表明政策操作与经济理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不过，萨金特是希望运用DSGE模型来指导政策操作。但实际上，DSGE模型很难解释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环境。

(待续)

[本文章由 张晓晶 于 2010-04-28 10:14 A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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